在那个初夏，陶禄生搭了张大木排，顺资江的滚滚洪波而下，漂过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再驶入水天一色的长江来到汉口，不期而至地出现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也是大吃了一惊的。他拍着侄子比他低不了多少的头，不无先赞赏地说：“嘿嘿，你这只飞天蜈蚣！”飞天蜈蚣是安华人用来形容调皮无羁的角色的称呼。陶玉林很能体察一个乡村少年的心理，让太太照城里人的标准给他打扮一新，理了一个中分缝的西式头，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满街去逛。
陶禄生就一连几天逛得饭都不记得回家吃。他先是在街上看汽车和黄包车，接着跑到长江边看轮船，再接下来就是欣赏京汉线上吭哧吭哧来回跑的火车。他将这些文明物以乡下的动物来命名，管轮船叫“铁鸭婆”，管小轿车叫“乌龟壳”，火车则被他叫作“千脚虫”，在饭桌上把年轻洋气的婶婶逗得直喷饭。
陶玉林把他送进了一所中学，吃住还是在家。白天，陶玉林去城郊营部料理军务，钱太太则在家或外出打麻将，陶禄生去上学，三个人吃饭时才凑到一块。婶婶与侄儿开始相处还融洽，时间稍长，就生出摩擦来。一天下午，钱太太想听汉戏，她的木壳收音机却不见了，东找西寻，见侄子的房门关着，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钱太太敲开门一看，一帮学生围簇着她的收音机，一个个心向往之的样子。钱太太不知道他们正在收听中共电台的播音，只是瞪着眼喝道：“禄生，你怎么不经允许就私拿我的东西？”陶禄生有板有眼地：“首先，这收音机不能算是你的东西，它是三叔买的；其次，收音机在你手里只能用来撒谎与骗人，只有到了我们手里，它才发出真理的声音！”钱太太被他的这种语言和口吻惊懵了，她不知学校对他施了什么魔法，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满口村言俚语的乡下毛后生变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激进青年。钱太太绷着脸抱起收音机就走。出得门外，忍不住回头瞟瞟这群乳臭未干的青年和满地的烟头，恨声道：“我就见不得这脏！”陶禄生接腔道：“什么人最脏？不是两脚牛屎的穷人，而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它们寄居在劳动阶级的肚子里吸人血而不知其行为之脏！”学生们哄然大笑，气得钱太太一脸煞白。其实陶禄生主要是在同学们面前操练口才，炫耀胆量，显示进步，实足的书生意气，而并非故意与婶婶作对。
钱太太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在朝丈夫发作，一定要让陶玉林把侄子弄到学校去当寄宿生。此举正中陶玉林的下怀，二话不说，揣着三叔给的一笔充足的生活费，屁颠屁颠地去住校了。走前陶玉林交待他莫跟激进分子搅到一起，政治这东西沾不得的，千万莫惹祸。陶禄生自然点头应允。直到后来陶禄生惹了祸，陶玉林才察觉自己的这种叮嘱和告诫完全出于一种冥冥中的先见之明。侄儿跟他的禀性太相似了，庶几就是一种惹祸的禀性，不惹祸是不可能的。
不过直到民国三十八年的早春，陶禄生来汉口一年零十个月后，他才把祸惹大：游行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抓到局子里去了。警察局把电话打到家里时，陶玉林正好坐在电话机旁，仿佛专门在等这个电话似的。他揣上白花花的银元，穿上笔挺的军服，开上军用吉普去警察局保侄子出来。当陶禄生晃着额上有一缕血痕的脑壳颇有英雄气概地坐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就像捡起一块掉在灰里的豆腐，打也不是，拍也不是，苦笑道：“你这只飞天蜈蚣，你是怕三叔钱没地方花是吧？我可以保你出去，可有一个条件——我要你回安华去。”陶禄生斩钉截铁：“不，我还没毕业呢！”陶玉林说：“你这样子还毕得了业？心思早不在学业上了。你爹又到县政府做事了，你到萸江中学去读书，也是一样的。”陶禄生摇头：“不一样，这里有安华学不到的东西。”陶玉林只好压低嗓门说：“跟你说实话吧，共军兵马已在九江以下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很快就会兵临城下，我和你婶婶很快就要随军南撤，你不想走也不可能了。”陶禄生却异常兴奋，拉着陶玉林的手：“三叔，我倒有个主意，你何必南撤呢，你不如带着你的队伍往北边走，打一杆白旗……”陶玉林扳脸瞪眼：“胡扯！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保你出来，明天就送你回湖南！”陶禄生眼珠子骨碌一转，也厉声说：“定了就定了，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你同时把我的三个同学也保出去！”陶玉林说：“我可管不了他们的闲事。”陶禄生抱起双臂：“那你也莫管我的闲事。”陶玉林气得喉头一哽，骂道：“你这个孽子！”陶禄生笑道：“公公也常这样咒你呢！”陶玉林哽得说不出话。陶禄生又说：“三叔，不就是多花几个钱么？莫那么小器！”陶玉林瞪他一眼：“你以为光钱就行？你们是小赤党，弄不好惹火烧身！”陶禄生就站起身来：“你要怕惹火烧身，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陶玉林就被他激得腾地站起：“你以为三叔是胆小鬼呀？你等着。”说完陶玉林就匆匆赶回家，带了更多的钱，又抓了两只金戒指，回到警察局，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把他们保了出来。
陶禄生回到三叔家就被警卫给看住了，不许他出门。陶玉林给他准备了通行证和足够的盘缠，当天夜里，就送他去武昌车站，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为防止陶禄生中途折回，陶玉林派警卫押送他，交待警卫要把他送到长沙登上去益阳的轮船后再返回汉口。
送走侄子之后，陶玉林等了四天也没见那警卫返回，这时他接到了南撤的命令，于是处理了全部家当，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亲寄了一笔款子，然后携太太上了一列军用列车。列车在沉沉夜色中穿过长沙城时，陶玉林望着萤火虫般游弋的灯火，忧虑着陶禄生是否平安到家，那警卫为何一去不返……直到若干年后，陶玉林回到家乡，才晓得那警卫在火车上被陶禄生说动了心，逃回老家江西当种田老表去了。
陶禄生与于亚男的巧遇发生在长沙开往益阳的轮船“顺昌号”上。顶舱是一等舱，有卧铺，舱小人更少，寥寥的七八个，于亚男和陶禄生都在其中。陶禄生的票是三叔的警卫买的，警卫尽职尽责，即使要当逃兵了，也不折不扣地完成营长交给的最后一项任务。轮船启锚离港，陶禄生伏在船舷上，望着苍翠的岳麓山和古老的长沙城徐徐挪向身后。莫名的烦躁随着迷雾被春风吹散了，他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抑止的激情，于是张开双臂，大声地喊：“啊——春天来了！”
这样他就引起了一个中年妇女的注意，她顶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悄悄注视他。仿佛受了他身上那种骚动不安的青春情绪的影响，她舒展开了眼角的鱼尾皱，眼眸里跳出了两个光点。她用头巾包住一头短发，风扬起了绛红色旗袍的下摆，亮出两条修长光洁的腿。陶禄生此时也注意到她，他亦如他的三叔一样，对女性有天生的鉴赏力，心里说，好一个雍容华贵端庄大方的女人呵！虽然她头上已夹有几根白丝，虽然皱纹已爬上了她的额头，虽然她两颊布满细密的疤痕，可她那种魅人的气质还是不可阻挡地辐射出来。而这位妇女近距离地扫视他之后，心里也发出了奇异的颤动，因为她不仅从他脸上感触到了灼手可热的生命活力，还发现了似曾相识的相貌特征，勾起了她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互相打量，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笑，礼貌地点点头。他们同时离开船舷回舱里去，诧异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对铺，于是笑的火花再一次点燃，寒暄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陶禄生一改在三叔家的粗鲁，彬彬有礼地笑道：“请问女士尊姓大名。”
她笑吟吟地道：“我叫于亚男，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的名字俗得很，叫陶禄生。”
于亚男的眼皮一跳：“你是安华人吧？”
陶禄生惊喜地：“你怎么知道？”
于亚男说：“我听你是安华口音呐！”
陶椽生就说：“哎，你讲话也带点安华味嘛！”
于亚男说；“我正要到安华去呢。”
陶禄生愈发兴奋：“那我们同路呐，不知您到安华去，是做事还是探亲？”
于亚男扶扶眼镜：“哦，我是应聘去萸江中学当校长的。”
“哎呀！”陶禄生从铺上跳起来，叫道，“天下有这样的巧事！您是去当校长，而我是去当学生的，校长和学生碰到一条船上了！于校长，先受我一礼！”
陶禄生冲着于亚男毕恭毕敬鞠了一躬。
于亚男也惊奇得很：“真是巧呵！你这是从哪儿来呢？”
陶禄生就毫无保留地把他如何独自出走，如何与婶婶吵嘴，又如何被三叔从警察局保出赶他回安华去读书，竹筒倒豆子般倒了个一干二净。他没有注意到，于亚男咬紧了嘴唇，伤疤密布的面颊胀红了。
她被他的叙述震住了，原来他就是陶玉田的儿子、陶玉林的侄儿。世界竟是这样的小，碰不上熟人也会碰上熟人的后代！同时她也惊叹自己对于他面部特征的敏感。但她即刻平静下来了，多年的地下工作使她有了极强的控制情绪的能力。他脸上确实有父辈太多的遗传，但他又有着无论是陶玉田还是陶玉林都没有的东西，那东西就像夹杂在泥沙里的细小的金箔，偶尔地闪出几点金光，这是她最感兴趣的，也是她受他感染之所在。她像一个慈祥的长辈那样与他随意交谈。他则谈一阵，便注意收敛一下过于放肆的口吻，她毕竟是他的校长。他们的长谈直到轮船出了湘江口掉头驶向南洞庭湖，才余兴未尽地停止。
吃过午饭陶禄生殷勤地帮她铺床，准备午睡。她正准备躺下，他又顽性未脱地拿起筷子在空钵子上敲着鼓点，嘴里哼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来。她便轻声问他：“小陶，毕业后你想干什么？”
陶禄生说：“这是一个秘密。”
她笑道：“难道不可告人么？”
陶禄生说：“不可告人，但可以告诉校长，我要当一个CP！”
于亚男笑吟吟地，脸上微波不兴。
陶禄生说：“校长，CP你不懂吧？”
她微笑道：“我二十五年前就懂了。”
陶禄生说：“我已经等不及了，不知萸江有没有CP。校长您能帮我的忙吗？”
于亚男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能帮忙呢？”
陶禄生说：“我不知道才问您呀！”
于亚男自知失言，缄默不语，看陶禄生时，他的眼睛已经聪明地闪烁了：“校长，我现在知道您能帮我忙了。您放心，我这人虽调皮，但组织纪律性很强，请您相信我。”
于亚男信赖地点点头：“好，我一定帮你这个忙。”少顷，又低声问他，“你不怕杀头吗？”
他说：“我这人生来胆子大！再说，如今是敌人怕杀头的时候呢！”
于亚男舒心地躺下去了。她这次回萸江，是党组织的安排，以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她的职务是中共安华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要任务是策动安华县县长兼县自卫团团长蔡如廉率部起义，迎接解放。上级并不知道她有一段陈秀英的历史，这个任务对她来说，有很大困难，又有很有利的条件。与陶禄生的相遇相识，是她的一个意外收获，仿佛昭示着她此行必获成功……她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陶禄生见四周没人，就把一份刚刚写好的入党申请书递到她手中。她匆匆地看后，冲他点点头，然后把它撕了，说：“先把它写在你心里吧，到萸江再说，一路要注意安全。”
陶禄生嗯了一声，把撕烂的纸屑捧起跑到舱外，将它抛入水中。他是那么性急！于亚男从他身上依稀看见了年轻的陈秀英的影子。
轮船到益阳后，他们转乘帆船继续溯资江而上……
这天中午，陶禄生忽然欢呼道：“校长，你看那条河口！从那儿往里走五里，就是我的家乡石蛙溪！”她点点头，从舱口望出去，资水上游，那些耸立的青山以熟悉的姿态像久别的老友一样向她迎过来……
萸江中学学生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的当晚，县长蔡如廉传话，要召见校长于亚男。蔡如廉相当恼火，发生在南京的“四·一惨案”跟安华县有什么关系？要冲你到南京去冲呵！闹得全城秩序大乱，让他这个县长下不了台。萸江中学的学生多年没有这种过激行为了，这肯定与这位新来的女校长的无能有关系。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她若无力管束学生，他就要请她回长沙去。当初省政府的那位官员向他举荐她时，他就怀疑她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凭着裙带关系来混饭吃的，所以她来之后，他一直懒得见她。
蔡如廉气哼哼地坐在厅里等于亚男前来。电灯公司的发电机运转不正常，悬在头顶的电灯泡就像他的心情一样时明时黯。夜色从四周向他逼拢，令他窒息。这时一个熟悉的女声从很深的夜里传来：“蔡县长，我来了。”
他抬头一看，一个中年偏老的女人站在门外的阴影里。他颤声道：“请进。”
于亚男缓缓地走进厅的亮处，神态优雅，步履大方。当她完完全全展现在他面前时，他感到了一种冲击。某种模糊而熟悉的感觉陡然出现在脑子里。尽管她颊上的疤痕赫然在目，眼镜也挡住了小半个面孔，但在疤痕和眼镜后面，是一副常在记忆中见到的轮廓。尤其是镜片后那明亮的眸子，绝非别人所有。他恍惚起来，不知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于亚男从容而平静：“蔡县长，你不是召见我有事要吩咐吗？”
蔡如廉这才如梦初醒：“哦，对不起，请坐……”叫佣人沏上茶，蔡如廉凝视着她，“于校长，你使我想一个朋友来了。”
于亚男欣赏墙上的字画，不慌不忙呷口茶：“你这朋友也是一个女辈？”
蔡如廉叹气道：“是呀，可惜，早去世了。于校长，不知你是哪里人？”
于亚男说：“江西九江。”
蔡如廉盯着她的眼睛：“怎么我听你有安华口音？”
于亚男说：“这您就错了，应当说是安华人说话带江西口音，安华人的祖先大部是从江西迁徙而来。你这一县之长，对本县的历史沿革应当有所了解呀？！”
蔡如廉笑道：“看来于校长对安华倒是了如指掌呀！”
于亚男说：“不敢当，只是略知一二。蔡县长，不知您对本校教务有何指示？”
蔡如廉沉吟片刻道：“叫你来的意思，你应该知道。教务教务，非教莫务。学生们的行为，实在妨害本城公共秩序，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我希望你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管束。”
于亚男瞥他一眼：“听说，你曾经是萸江中学的第一任学生会主席，学生们的心情，你应当理解。”
蔡如廉说：“发发牢骚，情有可原，上街示威，有何必要？学生的职责就是完成学业报效乡梓。再说‘四·一惨案’发生在南京，与我安华何干？你们这样闹，南京政府又听不见，有什么用？弄得社会各界一片混乱，军政机关，人人自危。”
于亚男轻松地笑道：“既然没什么用，你们又何必人人自危？”
蔡如廉面目肃然：“扰乱民心，有害无益。再说国家大事，我们这些小人物想管也管不了。学生年轻气盛，校长教师应该晓之以理。我希望大家相安无事，平安度过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国共两党不是在北平进行和谈么？但愿有个结果。”
于亚男说：“那只是国民党的伎俩。”
蔡如廉接道：“不见得就不是共产党的伎俩。”
于亚男顿一顿，说：“蔡县长是个精明人，不知对时局有何看法？”
蔡如廉说：“看法何用？徒增烦恼。”
于亚男说：“有看法才会有做法。”
蔡如廉盯着她：“看来于校长是有看法而且也有做法了啰？愿闻其详。”
于亚男说：“我的看法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蔡如廉冷笑两声：“嘿嘿，听于校长讲话，好像在替新华社作广播呢！”
于亚男针尖对麦芒：“蔡县长对新华社广播如此熟悉么？”
蔡如廉摆摆手：“你看你看，找你说学生的事，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呢？莫谈国事莫谈国事。我刚才的话请于校长和各位同仁多加考虑，制止学生们的鲁莽行为，闹出流血事件来对谁都不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目前局势下，在一个偏远小县城游行示威毫无意义。”
于亚男说：“如果蔡县长考虑我的话，我也会考虑你的话的。我希望你是一个真正的俊杰。”
蔡如廉若有所思，瞟瞟她，没吱声。
于亚男起身告辞，蔡如廉送她到门外，望着她没入夜色中的身影，竟然有些痴呆。他不知不觉跟了去。前面的黑暗中忽然爆出一朵黄色的花，是她打开了手电筒。光柱一会儿照在地上，一会儿在夜色中刺出去很远。蔡如廉一直跟到县政府大门口才停住。她在石狮子旁站住了，望了望岑寂无人的街道，右手在短发上拢了三下，然后扯了两下耳垂。蔡如廉两眼发直，这可是陈秀英才有的动作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教堂的晚钟清越悠扬，从山凹里飘出，荡漾在小小山城的上空，给人安详和苍凉之感。它抚慰着陶玉田的心，使他从因儿子引起的焦躁忧郁中平静下来。他在晚钟声中走向萸江中学，边走边默诵祈祷辞。来到山包下，欲拾级而上，只见陶禄生站在河边岩石上，与一个中年妇女侃侃而谈。正是他在医院见过的与老曹有来往的女人，由于没有戴口罩，对她的脸看得比上次清楚。她的轮廓竟然与死去多年的陈秀英如此相似！他怔了一怔，慢慢向儿子走过去。那女人瞥见他，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走到儿子面前，望着那女人的背影：“禄生，她是谁？”
陶禄生说：“她是我们于校长。”
陶玉田把她与老曹联系起来一想，明白了几分：“是不是她让你们上街游行的？”
陶禄生瞪着他：“爹，你不是国民党的密探吧？”
陶玉田说：“我只是一名学生家长，我有权要求她履行自己的职责，管教好自己的学生。你们这么闹事，哪还有心思上课？”
陶禄生说：“这就是上课，上一堂轰轰烈烈的大课！”
陶玉田喝道：“胡闹！”
陶禄生问：“爹，你来找我，就是为说这些吗？”
陶玉田说：“我来叫你回去，待局势稳定了，再来完成学业。”
陶禄生断然道：“这不可能！这就是我的学业，我必须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否则我会遗憾终身！”
陶玉田哀求道：“我也走好么？我们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家种田过日子。”
陶禄生完全无视父亲的存在，拍拍屁股说：“爹，你这是白费口舌！其实你也不用逃跑，在你那个位置上可以帮我们做很多革命工作。”
陶玉田退了一步，生怕沾上似的：“不不，我只是个基督徒，我只信奉上帝，只有上帝能拯救人类苦难的心灵。”
陶禄生大声道：“你的上帝能制止列强欺侮中国吗？能推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社会，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吗？他要能，叫他来好了，还要这么多志士仁人浴血奋斗干什么！”说罢他将捏在手中的学生服往肩上一搭，大步向学校走去。片刻之后，传来他中气十足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陶玉田只好以一声叹息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