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于亚男就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县城里的造反派分成了两派，都宣称自己是最忠于领袖、最正宗的左派，对敌人斗争最坚决、最不留情，于是，每开批斗大会，都会争着把于亚男拉去作为斗争对象。但是，无论哪派都无法证实他们的胜利，因为于亚男始终不肯认罪。在威胁、恫吓、逼迫和拳脚相加面前，这个瘦小伛偻的老太婆一次次倔强地抬起头来，举着她那张疤痕累累的脸，反复地说着那句话：“我不是国民党特务，你们胡说。”
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亦不甘落后，组建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不仅从原省监察委员会调来了于亚男的案卷，还把蔡如廉作为证人押送到了萸江。为了斗倒于亚男，县革委在河洲里召开了有各派组织参加的万人批斗大会。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于亚男站在台上，既使被反绑了胳膊，脖子上挂着“国民党特务”的牌子，也感到了这个春天里少有的心旷神怡。她的目光越过人头攒动的会场，远眺着悠悠东去的资江，对自己的处境漠不关心。蔡如廉被拖上台，站在她的左侧，她丝毫不感到意外，只拿眼角余光不经意地瞟了一下。蔡如廉的龙钟老态几乎令她难以相认，向来注意外表的他衣衫褴褛邋里邋遢，没有衣冠和风度的掩饰，他的怯懦一经暴露便成了令人厌恶的卑琐。她极目远方，让明净的天空、雄秀的山峦和亮丽的阳光美化自己的眼界。无论是嘈杂的高音喇叭声还是喧嚣的口号声，她都充耳未闻。后来被人按下了头颅，她仍神游八方，思通万里，直到造反派勒令蔡如廉与她当面对证，才稍稍把心思收了回来。
“蔡如廉，大革命失败那年，你是不是暗中介绍于亚男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造反派喝问。“是。”蔡如廉战战兢兢，头垂得几乎抵着膝盖。“是不是又派她打入共产党游击队当了队长？”造反派又问。“是。”蔡如廉声如蚊鸣……面对一系列指控，于亚男嘴角滑过一抹轻蔑的微笑。当造反派厉声叱问她是否认罪时，她沉着地向那个翘首以待的麦克风跨近了一步。“一派胡言！”她的声音并不大，但一字一顿，经喇叭放大之后，便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撞击了所有人的耳鼓。会场沉寂下来，人们面面相觑，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顷刻之间，这沉寂便被爆发的口号湮没了。“于亚男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造反派们喊得声嘶力竭。口号甫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跳上台去，指责会议主持人：“你们怎么让阶级敌人如此猖狂？怎么不剥掉她的外衣、打掉她的气焰？！”说罢窜到于亚男跟前，抓住她的衣领奋力一撕，往下一扒。她的这件灰色列宁装上衣已是补巴叠补巴，破旧不堪，它连同里面的衬衣，被轻易地撕开了。裂帛声响过之后，她的瘦削的右肩，她突起的锁骨，她的洁白的胸脯，全都裸露出来。会场里呀地一声惊呼，接着一阵小小骚动。她没有惊慌，也没感到羞耻，她稍稍往下一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她没料到自己这么干瘦，两只从未哺育过的乳房像两朵枯萎的花紧贴在瘦骨棱棱的胸脯上。她缓缓抬起头，平静地说：“你们看吧，你们的姐妹，你们的母亲，都是这个样子。”在她的身旁，蔡如廉捂住了面孔，虾公般弯曲的身子打摆子般颤抖起来……
批斗大会没法往下开了，造反派们给她松了绑，一面喝令她掩上怀，一面高呼时髦的口号，将她和蔡如廉一同押上去监狱的卡车。卡车摇摇晃晃地驶过萸江上新修的公路桥，萸江中学的校舍在她的眼里一晃而过。她盯了蔡如廉一眼，蔡如廉无法忍受，背过身去。
到了监狱，下了车，他们分开回各自的牢房时，蔡如廉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她扬起双手，怆然叫道：“秀英！你原谅我吧，我是屈打成招呀！”但是她不理睬他，她可以原谅他的懦弱，可以原谅他的卑琐，也可以原谅他的屈打成招，但她不原谅他对信仰的背叛，永远也不。
深夜，她裹着一条毯子，倚着女牢的墙正欲入睡，监狱过道里一阵异常慌乱的脚步声惊醒了她。隔着铁窗一瞧，几个看管人员抬着一具尸体匆匆走过。那尸体的脖子上，还悬着一根带子，一甩一摆宛若一条蛇。一个看管过来，喝令犯人都回铺睡觉，不许观看。她趁机问发生了什么事。看管不耐烦地说，那个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手里都当过县长的蔡如廉自绝于人民，把自己吊死在铁窗上了。她回到铺上，搂着毯子，泪水忽然就流了下来。不知是为蔡如廉的可悲下场，还是为她与他曾有过的极其短暂的恩爱，如此刚强的她，泪流潸然……
或许因为批斗她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造反派再也没有斗过她。关押了三个多月后，专案组的人向她宣布了县革委的处理决定：一，即日起开除她的党籍；二，恢复原来的姓名陈秀英，不许她再以于亚男的名义欺骗党；三，立即遣送新成立的青龙山“五·七”干校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至于是否认定她是国民党特务，县革委没有说。
于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于亚男——现在该称她陈秀英了——来到了她曾打过游击的青龙山。“五·七”干校由一个废弃的劳改林场改建而成，来此的人大多是县直机关“靠边站”的干部，也有少数几位安华籍的地委领导，他们的共同任务被简化为三个字：斗（争）、批（判）、改（造）。陈秀英还是干她的老本行，打扫卫生，养猪种菜，偶尔到食堂里帮帮厨等等。
青龙山“五·七”干校座落于半山腰，陈秀英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感到对面那一脉逶迤起伏的山岭对她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它好像在窥视她。那山岭大约在十里之外，隔着一道幽深莫测的山谷，多半时候是影影绰绰，不甚清楚的，它那游龙般的山脊时常隐没在云雾里。峥嵘的山巅，铁青色的悬崖，以及崖畔依稀可见的苍劲的古松，都令她有似曾相识之感。傍晚，最后一缕夕照射到那山岭上，镀亮了一堵山崖以及崖下一线雪白的瀑布，她猛然一怔：这不是她四十年前打游击的地方吗？！
仿佛为印证她的记忆，一张熟悉多皱的面孔出现在她身边。那张面孔说，真是冤家路窄啊，陈秀英陈队长，没想到又在青龙山碰到我吧？她眨眨眼，认出了遗忘多年的陶玉林。陶玉林喋喋不休，说他在这个劳改林场改造了多少多少年，犯人们要迁往别处时，刚好他刑期满了，但他不愿回老家，就留了下来，看守房子打打杂，给自己赚一份口粮和几块钱零用钱。直到今天他才明白，留下来是为了又见到她呢。她有些茫然，她看看曾经的游击队副队长的脸，又回头看看那道山岭，刹那间，她感到周身的血都烧起来了。她准确地忆起了那道山岭的地名：神仙洞。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曾经是她的游击队的营地。难怪她与它之间有那种一见如故的奇妙感觉！她并不理睬陶玉林，但她默认了命运的安排，默认了他的存在，此时此刻，他与她还有那道山岭，都似幻似真，浑然一体。
她鼻子莫名地一辣，盈盈的泪水就把眼里那道久别重逢的山岭打湿了。
自此之后，凝视那道山岭成了她每日必修的功课。凝视间她闻得到刺鼻的火药味，听得见枪声和喊杀声。她专注而痴迷的凝视从司务长那里换来了呆婆子的绰号。食堂里的人惊奇地发现她手脚愈来愈麻利，原本伛偻的腰也挺得很直了，灰白的头发天天梳得顺直光滑，疤痕斑斑的脸上竟有奕奕的神采闪现出来。偶尔地，还可听见她轻轻地哼《游击队之歌》。
这天她脑子里如一朵灯花一爆，闪出一个美妙的念头。正好，司务长派她去青龙镇采购酱油、味精、海带、盐等食品，为她完成那个美妙念头创造了条件。她揣上自己积攒的百来块钱和一丈二尺布票，背上背篓，兴冲冲下山而去。从干校到青龙镇有十五里羊肠小道，她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走完了，其步履之矫健，使得任何一个碰见她的人都想象不出她已年逾六十。她走进供销社，先完成了采购任务，然后自己买了一丈二尺灰卡其布，紧紧地夹在腋下，往陈家大院而去。十九年不见，陈家大院还是老样子，白色的山墙高耸着，石狮子依然呲牙暴目蹲在大门两旁，唯一不同的是门口多了一块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墙上刷了时兴的大标语。她熟门熟路地从侧门进了后院。
黄慈予住在陈家大院后院的一间小房里。前院是公社机关，原镇小学已搬走，后院除了公社的库房外，还住了几户社员。慈予正在灶前生火，准备做午饭，一瞥见陈秀英，就迎上来说：“早就听说你到青龙山上了，就晓得有一天你会来看我的。”她浅浅笑道：“我这不来赶你的中饭了么。”黄慈予帮她卸下背上的背篓，又忙不迭让座倒茶。寒暄几句后，姑嫂俩就一齐动手做饭炒菜。黄慈予看一眼她那被火光映红的脸，说：“秀英，听说你在县里挨斗，我一直担心你吃不吃得消呢，没想到还这么硬朗。”她说：“没事，群众运动嘛，斗一斗很正常。我是青龙山上的老松树，什么风雨没经过？只是，不知不觉就老掉了。”黄慈予说：“说也奇怪，我怎么觉得，你越老越精神呢？！”
吃过午饭，陈秀英郑重其事地把灰卡其布递给黄慈予，说要借用嫂嫂的手艺，请她做一套红军军服，照电影里的样子做，因为，她当年在青龙山打游击时穿的杂七杂八的便装，想起来有点遣憾，所以想补上这个缺憾，过过瘾。黄慈予疑惑地问：“我做好了，你穿得出来吗？”陈秀英说：“没事，我反正是穿给自己看的。”
陈秀英让黄慈予量了尺寸，回到山上。半个月后，她利用另一次购货的机会，下山把做好的军服取了回来。因她是干校食堂唯一的女性，享受着独住杂物间的待遇。一回来她就拴上门，迫不及待地将散发着布香的红军军装穿戴好，对着镜子一看，十分合体。红布做的帽徽和领章衬得她斑痕累累的脸焕发红光。她用那条使用了几十年的皮带将腰紧紧地一束，又打了绑腿，穿上双棕丝草鞋，顿觉自己英姿飒爽。她久久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又从门角落里找到一支锈迹斑驳的梭标，拿在手中操练起来。梭标是原林场职工冬天用来打猎的，丢弃在这里，由于房里潮湿，梭标早已锈钝，但这一点不影响她的兴致。“立正……稍息……向左转……枪上肩……枪放下……朝左刺——杀！朝右刺——杀！”她给自己喊着口令，声音不觉就大了起来。司务长在门外过，踢了门一脚：“呆婆子你发的什么神经啊？！”她不理不睬。到了夜里，她还舍不得脱下，和衣睡了一夜。四十年前，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她和她的游击队时常是这样和衣而眠的。
此后只要有空闲，她就关起门来披挂整齐，在想象里驰骋冲杀一番。但她觉得不够过瘾，于是这天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出门，扛着梭标在依稀可辨的山路上逡巡。荆棘挂脚，夜露湿衣，她毫不在意。她仰望头顶，苍穹深邃莫测，三五点星星不知疲倦地闪烁。昔日露营查哨时，她多少次注视过这一块夜空呵。她感叹着，慢慢踱回宿舍。有人出门解小手，一眼看见她，吓得哎哟一声直叫有鬼。她只好抱歉地一笑，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一个幽灵深夜在干校周围游荡的传闻，很快在劳动改造的干部们中间播散开来，制造了一点小小的恐慌，也给这荒寂的山野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她继续夜游，而且把出游的距离延伸得更远了。一个月朗星稀的深夜，她沿着山路一直走到五里外的一条深涧才回头。在距干校还有百余步的地方，一个黑色人影犹犹豫豫地游移过来。她没有回避，握着梭标迎过去。如霜的月光映亮了黑影的脸，那是陶玉林的脸，讶异、讥笑、怜悯的神色在这张脸上逐步显现。她没有认出这个人，但隐隐约约觉出这是自己人的脸。她下意识地喝道：“口令！”这位自己人迟疑了一下，应道：“革命——”她回答：“成功！”她满意地点点头，把梭标递给这位自己人，交待道：“提高警惕，注意敌情！”然后，她迈着沉稳的步伐回房里去，仿佛刚刚从哨位上下来。只是到了第二天，她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把梭标遗失在哪儿了。
这年秋天，干校开了两天闭门会议，中途不许退场，会议内容也不许外传，搞得很神秘。不知是有意排斥还是无意的遗漏，没有通知陈秀英参加。干校所有的人，包括食堂的大师傅都与会了，只有陈秀英没去，在厨房里搞伙食。会议第二天，陶玉林悄悄跑到厨房，剥了一个凉薯，边吃边说：“贵党的党内斗争真是太厉害了，把人屁眼都骇紧！”她不理他，他根本没资格来评说我党的事。陶玉林笑得像只猫头鹰：“嘿嘿，你说好笑不笑，林彪这家伙，硬是好吃得很，他跟堂两个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到蒙古燉鸡吃去了！”
陈秀英闻言色变，喝道：“不许你讲反动话！”
陶玉林不以为然：“什么反动话？这是中央文件讲的嘛，林彪不是好东西嘛！我从窗户里听得清清白白！”
如此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这还了得！陈秀英勃然大怒，挺身而起，抓住陶玉林的手腕就往会场拖。陶玉林懵了，挣扎了几下，居然没法挣脱。陈秀英力气大得惊人，一直将陶玉林拽到台上，慷慨激昂地叫道：“同志们，他攻击林副主席偷了毛主席三只鸡，其居心何其毒也，我们一定要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会场立即哗然。干校革委会主任抓住她往台下拉，她推开了，振振有词：“不，我不能离开斗争第一线！我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权威，捍卫林副主席的权威！”主任火了，怒睁双目：“陈秀英，你给我住口！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开着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你竟敢当众为他鸣冤叫屈，是可忍，孰不可忍！”陈秀英脸色发黑，惊呆了，嗫嚅着：“这、这是真的？”主任把厚厚一摞文件在她眼前抖动抖动：“怎么不是真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我们正传达党中央的精神，你居然敢冲击会场，反动气焰太嚣张了！把她给我关押起来！”立即冲过来几个彪形汉子，将她双手反到背后，推推搡搡地弄进一间专门关押批斗对象的小黑屋里。门锁上了，陈秀英一边捶门一边无限迷惘地喊：“喂，你们告诉我，林彪他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她困在黑屋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干校革委会并没想把她怎么样，她没听传达，不知情不为过，何况她是个被大家都视为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关押一晚，消除一下影响就算了。晚上大师傅给她送饭时，还特意往菜里多搁了几片肉。可是第二天早晨，大师傅奉命放她出来做事时，却发现后窗被撬开，人不见了。
陈秀英是在黎明时分越窗而出的。她彻夜未眠，一些混乱的画面和声音充塞在脑壳里，令她头疼不已。后来，脑子里的画面渐渐减少，难以捉摸的现实逐步远去，而历史却清晰地向她走来。她轻而易举地撬开窗户跳了出来。她先到了自己的房里，将晾在竹篙上还有点湿润的灰色军装取下来换上。然后打绑腿，穿草鞋，往腰里系好皮带，戴上八角帽，拄根竹杖走出门去。走出干校大门时，有个人影一晃，隐约跟随在后，她没在意，脑子里晃动的人影太多了。那人影还在后面喊，天都没亮真呢你莫跌到岩墈下去了！她亦不予理睬。
她用竹杖探着路，跌跌撞撞地，向着山谷对面的重峦叠嶂走去。跌倒了多少次，她一点也不知道。天色大亮，她瞥见了腿上的血痕，这更加深了她回到了过去的感觉。她到了溪边，溪流上出现了一座风雨桥。桥栏残缺不齐，桥上的瓦顶也没有了，但是她还是把它认了出来。那个遥远的冬天，她被两个国民党兵押至这座桥上时遇到陶玉林，她因此获救，并带着陶玉林沿着桥南端的林中小路回归青龙山，重新打起游击队的旗帜。她走上桥面，摸摸已经腐烂的桥栏，耳边隐约听见几声枪响。她沿着熟悉的小路放肆奔跑起来。狞厉的喊叫扑到她的背上，清剿的敌人追赶过来了！她扯着路边的树枝茅草，手脚并用地往山上逃。衣襟被刺条划破了，手臂也被茅叶割了许多口子，血红的太阳在头上跳荡。她的军装被汗湿透了，肺部撕裂般疼，但她不敢停住脚步，无数的树木往她身后倒下去……
太阳当顶时，她终于仰天瘫倒在一块突兀的岩石旁。四周一片死寂。一只黑蚂蚁咬了她颈子一口，尖厉的锐疼刺破了她的幻梦。她把那只蚂蚁拍死在颈子上，瞥见岩石下有个比拳头稍大的洞，洞口的形状有点熟悉。她想起来了：那天她冲出敌人包围，不是把那支打光了子弹的勃朗宁手枪藏在这个岩洞里了么？后来她几次来寻找，都没有找到。她的右手摸索着伸进岩洞里去。居然，她触到了那支手枪，并把枪柄抓在了手里。她极其缓慢、万分紧张地将它拿了出来。它已经锈成了铁疙瘩。她把它举在眼前端详，很困惑：怎成这幅模样了？她摇了摇它，噢，它又是那么小巧玲珑了，枪身还闪烁着瓦蓝色的光泽呢。太阳已经西斜，她摇摇晃晃站起来，下意识地往前走。手枪沉甸甸地握在她的手里，她有个伴了。
她攀行在游龙般的山脊上，周遭的景物愈来愈熟悉。悬崖上的古松还是老样子。岩石上的苔藓亦依然如故。今夜，同志们该在哪里宿营？她举目眺望，危崖欲坠，枯木森然，罡风从头顶呼啸而过，而山脊两侧的深谷里，蓝色的暮霭正一阵阵地往上升腾。她越过一座山巅，走入一个被杂树掩盖的山垇。急促零乱的脚步和树枝的哗啦声从对面响了过来。她警觉地躲到一棵大树后，握紧了她的枪。少顷，只见陶玉林带着一群游击队员仓仓惶惶地跑了过来。她从他们的神色辨出，这是要下山反水。她怒不可遏，立即堵在陶玉林面前，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喝道：“陶玉林，我不许你背叛革命！”陶玉林两眼阴阴地窥着她：“你管不着！你已经被特委枪毙了，你已经死了！”她揪了一下大腿，很疼，于是怒斥道：“胡说！我活得好好的，快跟我回营地去！”陶玉林说：“秀英，你跟我走吧！”她用枪口点点他的胸膛：“妄想！你不跟我回去，就别怪我不气了！”陶玉林说：“你开枪呀，没那个胆量吧？”她毅然扣动了扳机，但是枪不响，她愤怒地将它朝陶玉林砸过去。陶玉林头一偏躲过了，撇开她往山下跑。她拔腿就追，风快地赶到陶玉林身后，抬起右脚朝他后背狠狠踢去！她好像并没有踢着他，但陶玉林的影子如一片树叶飘下了山崖……她想阻拦其他游击队员，却追不上。他们不仅走得极快，而且双脚根本不着地，那一串反叛的身影，眨眼消失在密林之中。她咬牙跺脚，恶狠狠地咒骂着，继续往前走。
终于爬到了神仙洞的游击队营地。这是一处隐蔽之所，峭岩环抱，大树遮天。她在那些又熟悉、又陌生的松树下埋头找了一阵，竟没见到游击队的寮棚，感到十分奇怪。一堵凹进去的干燥的岩壁上，有一条依稀可见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她亲手用朱砂水写的，每一笔的书写过程她都记得清楚。她在标语前留连良久，迷惘地拍拍身上的草屑泥土，离开营地，沿着蜿蜒的山脊继续前行。她坚信，总会找到自己的同志。她穿树林，攀岩墈，钻刺蓬，不停地走，苍凉的风擦洗着她的面庞，带走她的喘息。一条不见底的深渊出现在山脊右侧，如同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靠近深渊的一座山岗上，一棵苍松默然兀立，伸出一根粗壮遒劲的枝条以一种熟悉的姿态向她招摇。她奔了过去。那一天，她就是背靠着这棵松树，接受中共湘中特委的处决的。她张开双臂紧紧搂住树干，将脸贴上去。树皮皴裂，褐色的碎末窸窸窣窣洒落在她的脖子里。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水上飙举着手枪向她走近。她无比激动，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水上飙那只冰凉的手：“老水！你枪毙我吧，上次你没有完成任务，你再枪毙我一次吧！”水上飙嘴唇乌青，摇摇头：“不，秀英同志，上回处决你是错误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特意来向你表示歉意。”说完，水上飙回头离去。她急了，欲追，两条腿却拔不动。她冲他的背影喊；“老水，你别走！我宁愿让你再枪毙一次，你别走啊！”水上飙却不理睬她，踩着树梢，走进深邃的蓝天里去了。她噙着两眼热泪，喃喃自语：“老水，你怎么抛下我走了呢，你回来呀……”她凄迷而忧伤，重新搂住那松树，祈盼她的战友再次出现。她的十指紧抠着树身，感觉自己与松树溶为了一体。山风骤然大了起来，猛烈地摇撼着她的身体，她却岿然不动。太阳从她背上滑落下去，云彩从她背上滑落下去，雨水从她背上滑落下去，黄昏从她背上滑落下去，黎明从她背上滑落下去……后来，她感到自己也从背上滑落下去了。
陈秀英失踪之后，干校出动所有人员在方圆五里之内连续搜寻了三天，毫无结果。倒是在一处深涧里，意外地发现了陶玉林的尸体。没人知道这个默默无闻的劳改释放人员是如何坠下崖去的，也没人把他的死与陈秀英联系起来。人们钉了口薄棺材，就地将他埋葬了。找不到陈秀英，干校只好向县革委作了汇报。县革委经过认真研究，排除了她畏罪潜逃的可能，因为她的钱物都在，一致认为，可能是精神的失常而导致了她的出走。县革委随即指示干校和青龙山周围各人民公社，发现陈秀英踪迹立即上报。如已死亡，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装殓后埋葬，她毕竟在解放初期任过本县县委副书记，还是为人民做过一点事的。
干校与周围的生产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一直没有陈秀英的下落。
转眼到了阴历年底，人们为置办年货而奔忙。一帮汉子牵着赶山狗扛着鸟铳上了青龙山。他们想，若打头野猪回家过年，那是再好不过了。在靠近神仙洞的一块荒地里，他们放出狗来嗅野物的气味，没找到野猪，却赶出来一头漂亮的黄麂。一个铳手眼疾手快，出手就是一铳，打在麂子后腿上。麂子哀哀地叫了一声，一拐一拐地逃奔。铳手们紧追不舍。那麂子逃一阵又停下来回头望着追捕者，仿佛有意等他们。一俟他们走近，它又疾如闪电往前逃去。当铳手们有放弃意图时，它又停了下来。如此往复再三，铳手们不知不觉被麂子引到了雷公岗那棵大松树前。麂子倏然不见，他们却发现一个穿灰色军装的人，斜抵着松树，双手搂着树干，仿佛要用肩膀将那棵松树扛起来。从这异乎寻常的服装他们认出了陈秀英，因为陈秀英非同凡响的行为举止方圆二十里内尽人皆知。他们喊着她的名字向她走近。后来他们骇然发现，她那两只裸露在外的手皮肉已经脱落，露出森森白骨……
他们吓得跑下山，向公社报告。公社立即派出武装民兵携带担架和白布上山，将她的遗体小心翼翼地用白布裹好，抬下山来。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公社不好给她开追悼会，但根据县里的指示，给她买了一口不错的白木棺材。她被置放在陈家大院门前的禾场里，准备翌日出葬。黄慈予坐在小姑子遗体旁默默地流泪，她几次去揭棺材里的白布，想看陈秀英最后一眼，都被人制止了。盖棺之前，有个愣头后生趁人不备，硬是揭开陈秀英脸上的白布看了一眼，轻轻发出一声惊呼，竟然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陈亦清赶到青龙镇为姑姑送了葬。陈秀英埋进了父亲四十余年前为蒙蔽世人而掘筑的空冢里。陈亦清扶着母亲在姑姑坟前流泪时，那个瞻睹了陈秀英遗容的后生信誓旦旦地对丧夫们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死人脸，真的，漂亮得像朵荷花！我要是扯谎，让雷公剁我的脑壳！”
陶玉林的死讯是陶禄生的信捎到石蛙溪来的。陶禄生告诉家人，革命形势有了变化，他的走资派帽子终于取掉了，也就是说，不要再关起来挨斗，也不会再戴着高帽子游街了。他被扣的工资也补发了，虽然职务还没恢复，但他相信那是迟早的事。他要家人正确看待群众运动，要相信，党是不会亏待它的干部的。在信的末尾，他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三叔在青龙山坠崖死了，并已就地埋葬。
信是由福生的儿子小谷在火塘里念的，念完之后谁都没有作声，都悄悄地瞟着陶秉坤。在这个家里，陶玉林始终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几乎没人提及，似乎没有这个人；但恰恰又是这种避讳证明了他的存在。陶秉坤盯着火塘里燃烧着的树蔸，胡子颤了颤，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这冤孽，我都还没走呢，他居然跑到我前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