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陶秉坤把玉山、福生和新请的长工指派到牛角冲挖红薯去了，他自己则披着那件补巴夹衣，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把所有归属他名下的田块巡视了一遍，态度矜持地接受了十余位村邻的恭维。接着给神龛里列祖列宗的牌位和赵公菩萨烧了几炷香，又到土地庙虔诚地磕了一回头，然后就踌躇满志地上了坟山。
幺姑的坟冢静卧在山岗上，半枯的坟草被清朗的阳光照得一片金黄，山风拂过，瑟瑟作响。陶秉坤抚了抚长苔的墓碑，轻声与幺姑说话：“幺姑，你想不到吧？我成了村里的首富呢，哪个也没有我田多呢！丁字丘和晒簟丘也回到我手里了。幺姑，你要活着多好，你走得早了一点呢……唉，可惜你不在，我的欢喜都不好送给哪个呢！你要是高兴，就托个梦给我，好么？”他凝神倾听，荒草簌簌中，似有一种悠远的声音一掠而过。他背靠墓碑坐下来，泥土的气息顺着他的身体上升，沁入心脾。他抓住一把丝茅，用力一扯，连根拔了出来。他择了一根茅根，剥去黄色的皮，把那白色的根茎含在嘴里，轻轻咀嚼，一丝淡淡的清甜溢出舌尖……这时他听见了铿锵悦耳的马蹄声。山下溪边小路的拐角，闪出一匹白色的马，奋蹄扬鬃，疾驰而来。在秋天五彩斑斓的背景上，那马的形象鲜明而生动，犹如来自梦境，闪着一道迷人的白光。陶秉坤眯起眼，他认出伏在马背上的后生正是他的小孙子陶禄生。于是他起身招手，脸上密集的皱纹急速聚拢，久经风霜的眼角开出两朵迎风怒放的丝瓣菊花……
陶秉坤没有料到，孙子风尘仆仆打马而来，是专来剥夺而不是分享祖父的喜悦的。他下了坟山赶回自家院子时，那匹白马拴在禾场左边的柚子树上，缎子般光滑的身子冒着缕缕热气，嘴唇边悬挂着一些白沫。陶禄生背着手在阶基上来回踱步，很严肃、很焦灼的样子，屁股上的枪套随着他的走动一翘一翘。他刚踏上阶基，陶禄生就劈头盖脸地发出一连串诘问：“公公，你是不是买了几十亩田？是不是还请了长工？你是不是想当地主？！”
陶秉坤一愣，脸一黑：“我是想当地主，我想了一辈子了。你去问问作田人，哪个不做梦都想买田置地发家致富？！”
陶禄生跺一下脚：“公公你硬是越老越糊涂！如今是什么年月？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了，岂能容许产生新的剥削者！”
陶秉坤鼓大眼睛道：“我一生一世土里刨食吃，剥削哪个了？我省吃俭用，好容易赚几个血汗钱，买了几丘田，共产党就眼红？”
陶禄生起了高腔：“不是共产党眼红，是共产党容不得一切剥削行为！你说你没剥削，你请了长工，不就是剥削他的劳动力？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特别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让耕者有其田。你这样做，不是要跟共产党唱对台戏吗？亏你过去还当过农会的副组长，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陶秉坤气得双手乱抖：“我的立场站在我自己的泥巴里！你换掉开裆裤才几天，跟我摆官架子，还晓不晓得大小？我是你公公，你少跟我来那些大道理，我不懂，也不想懂，我只晓得种田吃饭，纺纱穿衣，买田置地，天经地义！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置下这份家业，为哪般？还不是为你们后人过好日子，我又不能带到黄土里去！”
区长陶禄生这时才感到自己态度过于生硬了，于是缓和了口气说：“公公，不是我要摆架子，我是你的孙儿，可也是共产党的区长，这些大道理，我不能不讲！如今是新时代了，你那些老脑筋，不改不行了。你若不是我公公，我才不管呢，让你挨斗去。告诉你吧，马上要进行土地改革了，你要不把长工辞掉，不把买来的田处理了，会把你划成地主成份，没收你的田地财产不说，还要把你拉到台上去斗争！你难道硬要当一个革命对象？”
陶秉坤一时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半晌，才摇摇头说：“我、我不相信。”
陶禄生苦口婆心地：“公公，我还能蒙你吗？大革命时期不就这么做过么？公公，快把你那些田契字据拿出来处理掉，否则，我都觉得你成了我的敌人呢！”
陶秉坤疑惧地瞥孙子一眼。孙子那身干部服对他具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藏在亡妻首饰匣里的那些契书，是他几十年血汗换来的，他摸都还没摸够，他怎么可能又把它们拱手相让？那简直是要剜他的心头肉咧！刚刚回到他手里的丁字丘和晒簟丘是那样的滑腻肥沃，泥香四溢，虽被堂弟一家霸占，阔别多年，可他对它们仍是那么熟悉和迷恋，闭上眼睛，就能陶醉在那种特别的泥香中。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将他的田地割舍予人的，田地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他一切的一切。可是他无法回驳孙子的大道理，更无法藐视孙子那灰色身影所代表的权威，他只好回避，暗自祈盼这一切不是真的。他像一堵山崖一样沉默了，接着，不声不响地踅到茅房，挑起一担尿桶到菜园里去。浇菜时，他恍恍惚惚，四周景物很不真实，手中的尿箪却重若千斤，他一次次地将尿水泼到菜心上去了。
陶禄生站在阶基上一筹莫展，母亲秋莲从堂屋里出来，责备道：“禄生，你对公公太不恭敬了，莫说你只是个区长，就是县长、省长，你也是他的孙儿，你也得孝敬他！”
“娘，我心里急得出血呢，哪顾得了许多！”陶禄生将事情的严重性细细叙说一遍，问，“娘，你晓得公公把田契藏在哪里吗？”秋莲眨眨眼，连连摇头：“使不得使不得，那是你公公的命根子，你拿了它，就是要了公公的命呢！”“让他现在心疼一阵子，也比将来当地主挨斗强！娘，不用您去拿，指点一下就行，让公公骂我吧！”陶禄生说。秋莲慌乱地朝陶秉坤房内瞟了一眼，摆手道：“我不晓得不晓得！”
陶禄生只好自己去寻。祖父有用坛子藏钱埋在火塘里的习惯，但田契估计不会这么藏，容易霉烂。他走进陶秉坤卧房，打开柜子和书桌，仔细查看一遍，里头尽是祖母遗留下来的旧衣物和碎布头之类，一股陈年气息。把头伸进床底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可疑之物。床垫被他掀起，扒开铺草找，也没有收获。他将床重新铺好，手无意中触到那只四方的长枕头，抓住一捏，发现里面有硬物。他将枕头拆开，从里头掏出一个小小的红漆木匣来。小时候，他见过这个木匣，它是祖母的首饰匣。他把匣子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是一卷田契字据。
陶禄生揣了田契走到阶基上。太阳已经落土，陶秉坤还在菜园里忙。秋莲在门槛边择菜，忧心忡忡地望着儿子。陶禄生望一眼祖父躬着的背影，不觉起了恻隐之心，眼角就有些湿。他晓得祖父这一生非常不易，他的作为对祖父来说意味着几十年梦想的破灭。可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时二叔玉山、哥哥福生和祖父请的长工莫胡子一人挑一担红薯吭哧吭哧进了院子。陶禄生连忙下了阶基，过去打招呼。玉山和福生见了他，都十分惊喜，将红薯倒在堂屋里后，围着他说长道短。他们的汗气里和言语中，都有一股清新甜腥的红薯气息。说了一气，玉山瞥见他手中的田契，疑惑地：“禄生，你这是？”
他连忙把二叔和哥哥拉到一边，避开莫胡子的耳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严肃地说了一遍。玉山问：“禄生，真的非得这样么？”他点点头：“非这样不可！否则会累及全家。事情若不是这么严重，我也不会急急忙忙赶回家来。二叔，哥哥，公公是不会主动卖田的，我又不便出面，这事只有请你们鼎力相助了。凡是公公买进的田，都要卖出去，一丘也不能留！”玉山皱眉想了想说：“既然非此不可，那就依你的办吧，你是区长，大概不会错。可如今田贱得很，你公公买田才一个多月，田价又跌了很多，只怕值不了几个钱，划不来呢。”陶禄生说：“顾不了许多了，再贱也得卖，送也得送出去，只要不当地主，怎么都行。你们听说谁想买田吗？”福生说：“上次公公买田时，玉贤叔就羡慕得流口水呢，几次跟公公说，想要公公匀几丘田给他，公公没答应。”陶禄生点点头：“好，你们去办这事吧，卖给谁都行，脱手越快越好。还有，你们暂时莫声张，莫让公公晓得了，脱手了再跟他讲。”
陶禄生将须脱手的田契清出来给了二叔，把余下的放回祖母的首饰匣里，再塞进枕头照原样摆好。陶秉坤从菜园里出来，回卧房里去了一次，吃饭时虽绷着脸不说话，却也没有发作起来，陶禄生就揣测，祖父还没有发觉田契缺失。
放下饭碗，陶禄生就冲二叔和哥哥使眼色，催促他们快去村里找买主。他们走后，他就找了些草料，在禾场里一边喂马一边忐忑不安地等消息。等了两袋烟久，夜风很有些寒意，他便回到屋里的火塘边去。陶秉坤正拿着火钳，在火塘灰里煨红薯，火光映出一张布满皱纹的古铜色的脸。满屋子弥漫着红薯的焦糊的香味。陶禄生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凝视着祖父岩石般的身影。陶秉坤从火灰里扒出一个煨红薯，轻轻捏捏，见已熟软，便拍拍灰，往陶禄生面前一递，似乎祖孙间并无半点芥蒂。陶禄生双手接过红薯，立即烫得一哆嗦，红薯掉回火塘里。陶秉坤歉意地道：“哦，我忘了，你的手上没有茧的。”说着拿一根筷子往那个红薯里一戳，然后举起重新递给陶禄生。陶禄生正要将红薯往口里送，哥哥福生进门来，从他的脸色看，事情有眉目了。陶禄生的手就软了一下，那个红薯变得很沉，他索性把它放回火塘边。此时此刻，他无法享受祖父的善意，也无法正视祖父一无所知的目光。
夜深时福生悄悄告诉他，十几亩好水田，都卖给远房堂叔陶玉贤了，只是价钱比原来买进时便宜了一半。还剩下的七、八亩，二叔带着田契到庄坪去了，听说那里有人要。陶禄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到门外望望山谷上空，天幕上星星也变得清晰而明亮了。
翌日清早，鸡还没出笼，陶秉坤到菜园里点萝卜籽去了。长工莫胡子打着呵欠，扛起锄头正要上山，被陶禄生拦住：“莫胡子，你不用到我家做工了。”莫胡子惊讶道：“要辞我？为什么？”陶禄生解释道：“不是看不起你，是我家不能请长工，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干这种剥削人的事呢？”莫胡子急忙道：“没有剥削我呀！供我吃，供我住，一年有几石谷的工钱，过几天就开一次荤，我还从没碰到过这么好的雇主呢！”陶禄生耐心地道：“雇工就是剥削，你应该有这点革命觉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回老家去吧，土改之后，政府会分给你土地的。”莫胡子将信将疑：“有这种好事？可是我走了，谁帮你家种田呢？”陶禄生说：“我家没几丘田了，又有我二叔和哥哥两个壮劳力，不用你操劳了。”莫胡子朝菜园里望了望说：“秉坤叔没发话呢，我听你们哪一个的呢？”陶禄生正色道：“当然首先听人民政府的，我是区长，我公公也得听我的话，你现在就走吧。”莫胡子说：“你让我空着手走吗？”陶禄生只好在身上到处乱摸，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一分钱来。此时共产党的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几块钱的津贴根本不够花，他的口袋里经常是空空如也。无奈，他只好厚着脸皮找母亲要了两万元人民币（旧币）塞进莫胡子手里：“快走吧，莫让我公公看见”。莫胡子这才背起他的包袱，捧着秋莲给的几个煮鸡蛋，犹犹豫豫地走了。
吃早饭的时候，陶秉坤狐疑地四顾：“莫胡子呢？”家里人都埋头吃饭，没人回答他，他的眼光便在陶禄生脸上扫了几个来回。陶禄生便敏感到事情要暴露了，于是潦潦草草地扒完一碗饭，趁着祖父回房去的机会，匆匆向母亲告了别，走向禾场中的大白马。
陶禄生的左脚刚刚套进马蹬里，陶秉坤跳出堂屋门槛，手里举着那个红漆木匣，颤声叫道：“哪个偷了我的田契？！”陶禄生心里慌乱，不敢回头，歇力爬上马背。
陶秉坤顺手操起一支竹蔸烟竿，挥舞着向陶禄生扑过来，愤懑地吼叫：“你这养不家的孽畜、败家子！老子揍死你！”
陶禄生赶紧双腿用力一夹马肚，猛抽一鞭，纵马跃出院子，沿着山路狂奔而去。
陶秉坤冲到院门边，扯开喉咙大骂：“杂种！孽畜！有狠你莫回来，你再也不要回来！你还我的田、还我的田呀你！”骂着骂着，声音就哑了，接着变成含混不清的呜咽，他的身子慢慢地溜下去，瘫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
陶秉坤对孙子的怨恨没持续多久，因为孙子的预言不久就成了现实。
冬至过后，一支土改工作队来到石蛙溪。一女四男，都穿着时髦的干部服，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他们住进了陶秉贵家。除了栖身的房子，陶秉贵已将所有家产败光，从一个破落地主变成了真正的贫寒人家，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家人个个黄皮寡瘦，只是牌瘾都很大，即使饿得动不得，一听说打牌，就会挣扎着爬起来，兴奋得两眼放光。陶秉贵出于无奈戒了鸦片烟，好逸恶劳的习性却改不了，唯一的劳动是出门乞讨，他的生活也是靠东家一把米西家一蔸莱来维持。陶秉坤少不得要给这位过去总与他过不去的堂弟一些接济。陶秉贵只要一想到赊借，陶秉坤总是首选目标，借也是野猫子借鸡婆，有借无还的。工作队来后，陶秉贵家飘出了久违的炊烟与饭香，也再也不见陶秉贵出门讨吃的了。没几天，陶秉贵与儿子陶玉财都成了土改积极分子，天天领着工作队员在各个屋场间走来走去，嘴里吐着一些新鲜词儿，脸色也日益鲜润起来。
这日陶秉坤正要上山烧火土灰，被陶秉贵带着工作队堵在门口。陶秉贵显得格外亲热，抓住他的手说：“秉坤，工作队特意来看你这位区长的公公呢！顺便也实地查看一下你家的情况，好按政府的指示，划清阶级队伍。”回头又问那位胖乎乎笑眯眯的工作队长，“姚队长，你说是么？”
姚队长就点头道：“是呀是呀，你说得不错。”
陶秉坤把人们迎进屋去，吩咐秋莲每人煎两个荷包蛋。套了一阵，姚队长就说：“老伯，陶区长年轻有为，工作能力强，在县里是高山上吹喇叭，名（鸣）声远扬呢！他最近身体还好吧？”
陶秉坤有些不耐烦，心想这些事你们找陶禄生问去，找我干什么？没头没脑地应答几句后，半文半白地对姚队长说：“今朝政府同志光临寒舍，不晓得有何指教？”
姚队长笑道：“我们来，是遵照上级有关部署，对农户的财产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以便划定阶级成份，做好下一步的土改工作。”
陶秉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陶秉贵插嘴道：“秉坤，你的底细我清楚得很，可不许打埋伏啰！”
陶秉坤立即顶他一句：“你的底细我也清楚，你莫看不见自己屁股上巴的好多屎！”
姚队长马上打圆场：“陶区长的公公嘛，肯定是有革命觉悟的，我们相信你、相信你。”
这时秋莲将荷包蛋端上来，陶秉贵便咂着嘴吃蛋，顾不上说话了。吃过蛋后，陶秉坤领着一行人屋前屋后看一遍，又到牛角冲转了一圈。回到屋里，姚队长就一边询问一边往表格里填一些阿拉伯数字。问到那几丘水田的来历时，陶秉坤不无自豪地说，都是他肩挑背扛开出来的。
姚队长有些吃惊：“你能造出这么多田么？”
“这也是逼出来的，原先我家也有几丘好田，可是被我伯伯，也就是他爹——”陶秉坤指指陶秉贵，“巧取豪夺霸占了。我只好自己开田，从二十岁就开始，开了一辈子。”
他将一双布满老茧和青筋的粗糙大手伸在姚队长面前，姚队长连连咋舌：“啧啧，了不得、了不得。”
几天以后，土改工作队公布了阶级成份划定情况。陶玉贤划为地主，也是石蛙溪唯一的一个地主。陶秉贵家划为贫农，陶秉坤则被划为中农。陶秉坤在路上碰见姚队长，姚队长特意作了一番说明：“秉坤伯，你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是相当不错的，有水田有旱地，还有茶园和山林，划个富裕中农，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还有的同志坚持要划富农，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我们不能不考虑对陶区长的影响嘛。再说，你的家产也是辛勤劳动得来的，又没剥削别人，所以，我拍板只划个中农。这些情况还请您向陶区长解释一下。”
陶秉坤对这位姚队长老在他面前提“陶区长”感到不快，扭头欲走，却又忿忿地说：“其实要划陶秉贵为地主，陶玉贤买进几十亩田才几天？这些好水田过去都是陶秉贵家的，闹农会时我们就斗争过他家！”
姚队长笑道：“我晓得你们堂兄弟间不和，不过我们只能根据现状而不能根据历史来划成份，那样的话你们陶家都可划官僚地主，你们不都是两江总督陶澍的亲戚么？”
陶秉坤没有话说了，只觉得心里胀得发疼。
一个晴朗的冬日，一阵浑厚的铜锣声响遍石蛙溪上下，将村民们召集到那幢摇摇欲坠的公屋前。阶基前用杉木搭了个矮台子，台子四周贴满了红绿标语，一条横幅凌空飞挂：“斗争地主大会”。工作队的同志端坐在台两侧，陶秉贵陶玉财父子在台上穿来窜去忙得不亦乐乎。邻村庄坪的吴兆武和本村的陶玉贤两人被推上台，反绑着手，头上戴着高帽子。陶玉财站在台口领头喊口号，声音洪亮，神气活现。夹在人群中的陶秉坤随着大家举拳头，口里却咕咕哝哝自己都不知喊了些什么，他想起闹农会斗争吴清斋和伯父陶立德时的情景，几乎与眼前一模一样。开始控诉地主的罪行，首先由庄坪来的人控诉吴兆武。这是安华县土改以来创造的一种叫作“请先生”的斗争方式，即请已成功斗倒了地主的邻村来作现场示范。一位蓬头垢面的后生举着一件血衣出现在台上，指着吴兆武声泪俱下，说几年前吴兆武逼债时一脚踢在他父亲胸口上，父亲吐了一身血就死了，吴兆武还不罢休，占了他家的茅屋作牛棚。后生说着上前狠狠甩了吴兆武一耳光，吴兆武低着头动都不敢动。这时又上来一位中年妇女，跺着脚咬牙切齿地说，她本是贫苦人家的女子，年纪轻轻就被吴清斋逼迫作了小妾，受尽了侮辱与折磨，吴清斋死后她又被他儿子吴兆武霸占，供他淫乐。她涨红着脸叫道：“他寡无廉耻，逼我跟他找野堂不说，还逼我舔他的那个东西呐！”台下立即起了一阵哄笑。陶秉坤忽然想起，她不就是当年跟玉山对过生庚八字，后来却和玉林勾搭上，因事情败露才嫁到吴家去的王桂枝吗？玉山至今未娶，跟她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是她作下的孽。陶秉坤就气呶呶地冲台上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以为自己压着嗓门说的，实际却声音洪亮，台上的王桂枝闻声一怔，赶紧退隐到台后去了。
接下来斗争陶玉贤。姚队长宣布，任何人受了陶玉贤的欺侮，心中有什么冤屈，都可以上台去，面对面地控诉他，就像刚才庄坪的乡亲控诉吴兆武一样，要彻底揭露陶玉贤的罪行。人们面面相觑，陶玉贤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平时重话都不说一句的，他有什么罪行吗？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陶玉贤伛偻着腰，膝盖不停地颤抖，好像马上会瘫倒在地。
冷场了半天，陶秉贵走上台说：“大家不要拉不下面子，你讲情面，地主分子可不讲情面呢！亲不亲，阶级分，我跟他，还算得上一门堂亲，可是他最恨我！大家晓得，这几年我穷得刮屁眼的篾块都没有，靠讨吃活命。可是有一次，我讨到陶玉贤屋门口，他不仅不给一把米，还放出狗来咬我呢！”陶秉贵勒起裤腿，亮出腿上的伤疤，“大家看，地主分子心毒不毒？”胆小怕事的陶玉贤忽然抬头说：“怪不得我，是你想把狗捉去打牙祭，它才咬你的。”陶秉贵立即把双眼瞪圆了：“你放屁，你这是污蔑贫农！大家看到了吧，地主分子倒打一耙！莫看他平日笑嘻嘻的装善人，他是笑里藏刀哇！陶玉贤，你竟胆敢反攻倒算，你知不知罪？”陶秉贵把一根尖尖的食指戳到陶玉贤脸上。陶玉贤脸白如纸，浑身筛糠，结结巴巴：“我、我说的是实、实话呀……”陶玉财冲过来，拉开陶秉贵：“爹，少跟他啰嗦，他不认罪，就革他的命！”说着扬起手中的竹片，照着陶玉贤的脸抽了下去。“哎呀！”陶玉贤发出一声惨叫，脑门上顿时裂开一条口子，鲜红的血流了出来。陶玉财举起竹片还要打，陶玉贤扑通一声跪下，连连告饶：“我认罪、我认罪……”接下来，不管陶秉贵父子指控什么，陶玉贤一律承认，点头不已。
陶秉坤呆立在骚动的人群中，他惊惧于陶玉贤脸上刺目的血迹。那血慢慢地蒙住了陶玉贤的眼睛。陶玉贤挣扎着在左右两肩上蹭了蹭脸，木然地直视着台下。陶秉坤发现那血迹斑斓的脸上，两只圆眼睛哀哀地望着他，令他难以回避。他赶紧从人缝里挤出来，站到所有人的背后，心颤颤地往台上望。
工作队宣布没收陶玉贤的田地家产之后，斗争大会结束了。陶秉坤埋头往家里走，感到陶玉贤两只眼睛还从背后怨忿地盯着他。显然，若不是从他手里买进了那些田，陶玉贤就不会划成地主，也不会遭受今天这份罪；换句话说，若不是禄生背着他指使玉山和福生将田卖掉，那今天跪在台上挨打的，就是他陶秉坤了。陶秉坤心里既后怕又负疚，同时也有一份庆幸。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面前，陶秉坤真正感到自己老了。
这天深夜，陶秉坤看见满面鲜血的陶玉贤在禾场里徘徊，陶秉坤就过去说：“贤侄，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罪了。”陶玉贤却说：“秉坤伯，这怨不得你，是我自己要买你的田，是我自作自受呢”。陶秉坤说：“那你想开点，回屋歇着去，在我禾场里走来走去做什么呢？”陶玉贤说：“我是特意等你出来，跟你说这句话呢，没有我这句话，秉坤伯困不安然的”。陶秉坤感概不已，想道声谢，陶玉贤却倏忽不见，自己也躺在床上，才知是个梦。有了这个梦，陶秉坤果然困安然了，一觉到天亮。
来年正月间，土改结束，工作队撤走了。石蛙溪所有没有田地的农户，都按人口分到了山土与水田。陶秉坤没有分到半分田土，但他还是很高兴，只要自己原有的田地不少一分半厘，他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队收走了他所有的旧文契，给他颁发了土地证，上面盖了人民政府的红色印章，这等于说，政府也承认了他对现有田土的拥有权，他心里踏实了。他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心情看着工作队一把火烧毁了所有旧地契及其代表的延续了千年的土地制度，他跟那些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内心充满喜悦。他认为土地改革美中不足的是不该把土地分给像陶秉贵那样的懒汉和败家子。丁字丘和晒簟丘又回到了陶秉贵家，但他知道，要不了多久，陶秉贵又会将它们败掉的。总有一天，他还会将它们买回来。那日他从陶家院子门前过，陶秉贵掏出土地证向他炫耀：“秉坤，晓得丁字丘和晒簟丘归了哪个吧？嘿，这就叫土地还家呢！到你手里转一圈，又回到我手里来了，命里无时终归无，你命不好呢！”他不理睬秉贵，他那鞋袜都穿不周正的模样令他鄙视，他想不是他命不好，是丁字丘和晒簟丘命不好，碰不到善待它们的农人，他从内心深处替它们感到惋惜。从那随风吹来的泥香里，他嗅出一股淡淡的忧伤。
山谷里蒸腾出缕缕地气，七星岩的悬崖上绽开出零星的映山红的时候，陶秉坤给大孙子福生讨了堂。在萸江信义医院养病的陶玉田拖着衰弱的身体，坐了一顶轿子，赶回家当家爹，因劳累过度，回家就吐了血。痨病使得他站在堂屋里接受儿媳跪拜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在床上，一边喘息一边倾听婚礼的进行。
陶秉坤提前十天给陶禄生搭了信，要他抽空回家喝哥哥的喜酒。陶秉坤几乎每天要对蜿蜒远去的村路凝视一阵，希望有陶禄生纵马飞驰的形象出现。但是，直到新郎新娘吃过了回门饭，还是阒无人踪。陶秉坤脸上的皱纹就慢慢地堆积起来了。他想，禄生还记着他上次说的话不肯回来呢，还记恨公公呢，这个犟种！
陶秉坤不知道他这位有出息的孙子正遭受着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挫折。
陶禄生率领工作队在青龙山搞土改，山里人阶级觉悟普遍很低，白天把地主的浮财分给他们，夜里又摸黑送回去。陶禄生正为此恼火，区委书记李世杰亲自爬上青龙山，通知他去县里参加土改工作经验交流会。工作没做好，哪还有什么经验交流？陶禄生不想去。李世杰笑道：“自己没经验，听听别人的经验也好嘛！再说，县委严书记点名要你去，你要不走，我抬也得把你抬去！”
陶禄生只好随李世杰下山，下到半山凉亭，他们坐下来歇息。李世杰忽然显出一些不安，说：“禄生啊，有件事我得说实话，你上次回石蛙溪让公公卖田的事，是我向县委汇报的。”
陶禄生不在意地一挥手：“区区小事，不值一提。”
李世杰说：“我不认为这是小事，它表明了你鲜明的阶级立场，既避免了亲属站到敌对的阵营里去，又维护了党的干部形象，应当受到表彰，所以就向县里说了。可是，我没想到，县里的看法，和我不一样。”
陶禄生心里有些紧：“县里怎么看？”
李世杰蹙眉道：“县委水平高，看得比我们远吧。县委认为，你的作为既打草惊蛇，又扰乱了阶级阵线，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影响很坏，给土改工作增加了干扰。现在全县已发现有好几个地主抛售田产，然后携款外逃，所以县委责令你在大会上作出检讨。”
陶禄生打了一个哆嗦。参加革命以来，他听到的都是赞赏和褒奖，遭此迎头棒喝还是头一次。年轻的心即刻慌乱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李世杰安慰道：“你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检讨就检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能保证不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这个我懂。”陶禄生点点头，重一脚轻一脚地随李世杰下了山。当晚，区公所他宿舍里的马灯亮了一个通宵。他铺纸拿笔，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使用了他所知晓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字里行间充溢着真切的痛悔之情。
到了萸江，他亲手将检讨书交到了县委书记严子刚手里。严子刚看完检讨书，将它往抽屉里一塞，说：“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参加大会。”
翌日陶禄生走入县委小礼堂时，敏感到四周的窃窃私语多半是关于他的，熟人们也不与他握手扯谈，一反常态地与他保持着距离。他的革命领路人于亚男坐在台上，布满伤疤的脸看上去冷若冰霜。她似乎没看见他，又似乎故意对他视而不见，他希望得到她关切的注视。可当她的目光如他所愿扫过来时，他羞愧地低下了头。
会议开始，主持人宣布大会第一项议程，由县委副书记于亚男宣读《中共安华县委关于陶禄生同志在土改运动中所犯错误的通报及处理决定》。陶禄生始料未及，两颊立刻被羞辱之火烧得滚烫。于亚男严肃的女中音描述了他所犯错误的过程，强调了其影响之严重，说明了对他降职处分之必要。这是一连串无情而神圣的声音，不容许有任何辩解。
陶禄生好容易熬过一天的会议。晚饭后，他见于亚男办公室有灯光，就径直敲门进去。于亚男正清理文件，冲他沉静地点点头：“我晓得你要来找我的。”
“于书记，我想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去。”陶禄生口气很冲地说。
于亚男拢拢短发说：“你这种情绪不对头嘛！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对待上级的批评，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嘛！我一直担心你有抵触情绪，果不其然。”
陶禄生满怀委屈：“县委怎么不和我交换意见就作了处理决定？让人难以接受嘛。”
于亚男语重心长：“作为个人，你首先应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不应计较组织上采取的方式方法。你的错误确实影响很坏，你想想，若所有地主都东施效颦，卖掉田地，转移财产，那我们的土改还怎么搞？当然，你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对你的处理还不是降职就能了结的。我们的共和国才刚刚建立，要抗美援朝，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镇压反革命，斗争十分复杂，我希望你在政治上早日成熟起来。要记住：不管碰到什么风浪，要把党放在第一位，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无论何时何地，要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
陶禄生点点头，他从于亚男眼眸里察觉到一丝忧虑，那是因他而生的，不由就有些感动。于亚男沉吟片刻又说：“我对你还是充满信心的，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吧……以后，你不要再对别人说是我领你走上革命道路的，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你是认准了党，才投身革命的，你只是碰巧遇上了我而已。我和你一样，随时随地都要接受党的考验。”
跟于亚男谈过话后，陶禄生心里开阔了许多，就想抽空和她再聊一次。可是她的身影从会场上神秘地消失了。他问了许多人，都一问三不知。她的宿舍门上挂着锁。办公室里，她的那张办公桌都不见了。他找县委丁秘书询问，丁秘书把他拉到门后小声说：“于书记被隔离了，地委来了几个人，说她有历史问题！”
陶禄生不由一震。他不相信于亚男这样的人会有什么历史问题，但她说的一些话，又似乎有所指，好像在说她自己。他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联想到自己的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困惑之余，陶禄生放下了心理负担，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诚恳地做了深刻的检讨，表示有错就改，在副区长的职位上，把工作做得比当区长时更好。
这日清晨，陶禄生揣着县委对他的处理决定来到萸江码头，想搭早班船赶回去。迷迷茫茫的晨雾中，忽然现出几个背枪的战士，押着一个女人向一条帆船走去。陶禄生怔怔地望着那个熟悉的背影登上甲板。在下船舱之前，那背影转过来了，正是于亚男。
晨风轻拂，撩乱了她的头发，她举起双手做了个习惯动作：将发丝往耳后拢拢。于是，陶禄生看见了她手腕上亮锃锃的手铐，心不由往下一沉。于亚男却微微一笑，动了动嘴唇，仿佛重复了一遍她对他说过的话，然后一躬身，钻进了船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