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季节，满山皆绿，暖融融的山风吹得树林碧浪起伏，点缀山野的野麻叶不时翻起银白色叶片。山上到处可见打青积肥的人，山歌笑语在山谷里萦绕不已。陶秉坤率领全家老少上了山。他没有唱山歌的兴致，手里采折着青枝绿叶的同时，两眼四处逡巡，寻觅着肥硕的嫩茎新梢，一发现目标，就像麂子一样敏捷地奔过去。土改之后，石蛙溪两岸的田塅里变得热闹起来了，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们每日要围着自己的田地转三回，放水，积肥，铲田塍，像侍候月婆子一样精心，还互相比照，谁的田肥，谁的田水源充足，秋后定有好收成，可以吃上几顿大米饭。陶秉坤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更不敢掉以轻心，他是作田老里手，样样工夫都要做得比别人好，否则，他就没资格叼着旱烟竿在别人面前摆那本作田经。所以，他田里的肥凼堆了半人高还不罢手，恨不得将山上所有的绿色全沤在他田里。“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陶秉坤深知肥料之重要，一如既往，胯里有泡尿，也一定要憋着屙到自家田里去。
这日傍晚，他挑起一担青下山，陶玉财肩头披件夹衣，耳朵上夹支圆珠笔，摇头晃脑地走过来说：“坤伯，晓得么，禄生被县委打屁股了呢！”陶秉坤本不想睬他，但想获知禄生的消息，就停下了脚步。陶玉财说，他是听姚乡长，也就是土改工作队的姚队长说的，陶禄生因为卖田的事被降职了。陶秉坤顿生愧疚，心想怪不得禄生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他怨我呢！陶玉财拍拍他的肩：“坤伯，你莫替他忧，饿死的骡子比马大，他还是个副区长，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比我还大好几级呢！”陶秉坤心说你算什么东西，便不再理他，挑着青吱哑吱哑下山去。没走几步，腰就酸疼起来，担子异乎寻常的沉重。
刚到山下，陶秉贵抓住他的扁担，说：“有好事找你呢，秉坤，你还想不想丁字丘和晒簟丘？”
陶秉坤知道丁字丘和晒簟丘还是两丘白水田，以为请他去积肥，就说：“你也怕这两丘田饿着了？”
陶秉贵说：“我才不管它饿不饿呢！照直说吧，我缺钱用，想把这两丘田再卖给你。”
陶秉坤心里一动，说：“你还想害我，让我当地主呀？”
“你呀，屋里有人当共产党的区长，还不晓得共产党的政策！”陶秉贵咧出一嘴黄牙，“只要你不请长工，多置几丘田是不会划地主的，再说土改不是搞过了么，不会再定一次成份的。我晓得你爱田，田就是你的命，你想丁字丘、晒簟丘不是想了一辈子么？我是真心成全你，别人我还不卖呢！”
“你以为我真的不晓世事呀？共产党要搞土改复查了，你是想卖掉之后又分给你，再从中赚一笔吧？”陶秉坤晓得他没安好心，却又有些心痒，“卖了田，你靠什么为生？”
“过去不种田，我不照样过日子？泥巴萝卜揩一截吃一截，也不见得比你过得差。如今玉财帮共产党搞事，大小也是村里的农协主席，共产党总要给点救济吧？”
“共产党真不该分田给你，”陶秉坤闷声说，想起孙子受自己连累的事，心一硬，便不再动摇，“你莫打鬼主意哒，有田就好好种，我可不想跟共产党掰手腕！”
陶秉贵见他不进油盐，只好悻悻而去。
陶秉坤将一担青叶绿草挑进自家田里，用稀泥压在肥凼中。下面的肥正在发酵，蒸发出腐臭的气息，这气息令他心里熨贴。可他拖着两腿泥顺田埂走到屋后，听见玉田的呻吟，两道眉毛不由自主地皱拢来了。
随着梅雨的降临，陶玉田的痨病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日益加重，终于卧床不起。他抚着《圣经》，喘息不止，两颊呈现着病态的绯红，双眼无神地仰望头顶那根黑乎乎的房梁，仿佛那是通往天国的路径。床边的瓦钵弥散出血痰的甜腥。那些血色痰沫时常随着他祈祷和唱赞美诗的声音溢出他的嘴角。
他的性情也乖僻起来，一连数天吵着要回萸江去上教堂做礼拜，告诉他教堂已经关闭，他说是家人蒙骗他的。他把被子踹到床下，把秋莲做的蛋汤泼在地上，像伢儿一样呜呜地哭，然后又面向板壁不理任何人，说家人嫌弃他，看不起他。“你们挖个土眼，半夜里把我背进去，埋了作数，省得我烦你们，讨你们的嫌。”他对父亲和堂不断地重复这些话。在儿子福生和儿媳李二姣面前，却少不得摆架子，对他们的侍候百般挑剔，不是怪汤烫了，就是嫌他们脸色不好看，或者说话声音太重。“你们耐心一点，我没几天了的，父为子纲，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们也会有儿女的，有气对他们出去！”
久病无孝子。时间一长，除了秋莲之外，家人们就很少到陶玉田的病床前去了。他们有做不完的活，作田佬的日子还要往下过，况且，还要提防痨病传染。陶秉坤对这位大儿子是又怜又怨，从小到大，他对他最关心，让他装了一肚子墨水，可到头来他最软弱无能。他还最讨厌儿子祈祷上帝，那还不如拜土地神呢，上帝虚无飘渺，土地神却实实在在，它赐给你土地，让你安身立命，死有归宿。听到儿子在咳嗽的间隙挣扎着吟唱“哈里路亚”时，陶秉坤总是皱起眉头，把种种忧思埋进额头深刻的皱褶里。
一天上午，山谷里有挖孔鸟阴鸷的啼叫。陶玉田竭力坐起，心想我的日子到头了么？门吱呀一声敞开，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不速之闯了进来。凝神一看，才认出是蔡如廉，眸子就一亮：“哎呀，是蔡县长！”
蔡如廉摆手道：“莫这样称呼！我又一次辞官为民了，唉，我这种历史复杂的人，怎当得共产党的官！听说你病得厉害，特意来看看你呢！”
陶玉田欲与蔡如廉握手，又想起会传染他人，便又把手塞进被窝里，感激地道：“谢谢你蔡县长，你还想得起我！我只怕没几天日子了！”
“别这么想，安心养病吧，明日请人抬你去小淹，打几针盘尼西林，会好的。其实，我也惶惶不可终日，有穷途末路之感呢！”蔡如廉安慰道，面露忧戚之色。
一种垂死的气氛笼罩在屋内，两人茫然相对。挖孔鸟又在屋外不祥地啼叫。蔡如廉说：“小淹河洲上，杀了好几个反革命了。那天把我喊去办学习班，一看四周，不是地主就是过去的土匪和国民党军官，就晓得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悔不该给国民党当县长！”
陶玉田咳起来，把一股粘稠的热腥之物咽回肚里：“你不是起义有功么，不会抓你的。”
蔡如廉摇头：“我算什么？共产党自己的县委副书记都抓了呢，就是那个于亚男。玉田，你不晓得于亚男是谁吧？她就是陈秀英呀！”
陶玉田震骇不已：“她，她不是早死了么？”
蔡如廉就把他所知道的陈秀英的来龙去脉细说一遍。
陶玉田呆呆地说：“难怪我总觉她眼熟，觉得她的脸跟秀英像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有关陈秀英的往事同时涌上两个男人的心头，蔡如廉想的是大革命时期与她同居的那些日子，陶玉田脑际却荡漾着资江的碧波，一个男孩在水边教一个女孩打水漂。陶玉田双眼一阵热辣，急切地说：“蔡县长，你可以证明她不是反革命呀！”
蔡如廉苦笑道：“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连自己都证明不了，还能证明她？只怕我一出面事情越发复杂，我过去背叛过共产党，共产党会相信我的话？秀英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固执的共产党，真正的九死而不悔，一个人修炼到这种地步，也就没有什么使她害怕的事了。这事我们只能听之任之，看她的造化，希望她能逢凶化吉。不过，二十几年前，她就被自己的同志枪毙过一次，这次又被抓，只怕是在劫难逃。”
这场充满了哀怜与悲叹的对话，断断续续持续到午饭时才结束。陶秉坤让秋莲做了几个好菜招待儿子昔日的上司，可蔡如廉没有胃口，象征性地吃了几口就放了碗筷，与陶秉坤说话时也心不在焉，答非所问。
蔡如廉丢下陈秀英的消息走后，病入膏肓的陶玉田就陷入了致命的兴奋中。陈秀英竟然还活着！在急促的喘息和难以抑制的咳嗽中，他贪婪地搜罗记忆里陈秀英的一颦一笑，背诵他曾为她写下的诗句。他双眼炯炯有神，咯出的血在他眼里是美丽纷飞的桃花瓣。他将沉甸甸的《圣经》搁在胸前，用哆嗦的手指翻阅。他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只从书页上看见一个蹒跚前行的女人的背影，它穿一件绛红色上衣，扛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正往一个陡坡上攀登。他噙着两眼热泪，喃喃念着她的名字。她实在太累了，让他替她一会儿吧。他冲动地躬下身子，将头与背塞到十字架下。上帝呵，让我来替她承受一些苦难吧！他一拱背，十字架压在他肩头，他嗅到了她身上浓郁的异香。他刚迈开一步，十字架山一样压下来，令他胸部一堵，于是他猛烈地一咳，脑际眉间爆发出一团金光，接着，整个世界就黑了下来……一团血痰窜入气管，窒息了他的性命。
这是蔡如廉走后第二天，正值午后，初夏的阳光静静地照着山谷，鸡群在禾场里安详地觅食。秋莲进得房来，一见丈夫惨白如纸的脸，马上将压在他胸口的《圣经》扔掉，然后抱着他的头嚎啕大哭。
陶秉坤闻声走进房内，站在儿子遗体前，不知所措地搓着两只树根般的手，黯然神伤。他想起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句话，眼睛就像杉树刺扎了一下，热辣辣看不清人。他默不作声呆立了一会，就去安排老二玉山请丧夫挖墓坑，叫福生购买办丧事所需的物品。同时找了人去青龙镇报丧，叫陶禄生立即回来送父亲上山。
陶玉田的灵柩在堂屋里摆了两天两夜，做完道场，出殡上山之后，还不见陶禄生赶回来尽孝道。陶秉坤坐在玉田坟前，手搭凉棚眺望远方，忍不住在心里骂：孽畜！你当了共产党的官，就可以不要父母了么？！
报丧的人在青龙镇找到陶禄生时，他正在主持镇反工作总结会议。父亲的死讯让他愣怔了好半天，他想他应该很悲伤，痛哭流涕，却悲伤不起来，眼里亦干涩无泪。后来，他才感到头有点疼。同事们七嘴八舌，提议他赶紧回家奔丧，只有区委书记李世杰默不作声。他沉思片刻后毅然说：“反正人已经走了，家里有人手，办丧事也不缺我这一个。目前斗争激烈而复杂，我不能丢下工作就走，党的事业为重。”同事们再三劝他，他的心岿然不动。
陶禄生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七天夜里悄悄回到石蛙溪的，与母亲相对抽泣了几声，到父亲坟头烧了些纸钱之后，就趁着夜色往回赶，根本就没跟祖父照面。
由于种种的不如意，年轻的共产党员有了一段时间的消沉。陶禄生表现和化解消沉是同一种形式，那就是户外散步。
散步一般在晴朗的黄昏进行。区政府和镇政府在陈家大院合署办公，只使用了庞大院落的一半，另一半做了镇小学的校舍。晚饭之后，陶禄生便从陈家大院出来，往夕照里的田野走去。有时他会走上陈家坟山，那里荒草萋萋，翠柏森森，夕阳余晖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而荒凉的美。
他没有料到，会在散步途中遇到爱情。散过几次步后，有个年轻女子开始出现在他左右，她是他的下属，区公所新来的秘书，叫孙晓琼。有时，她似乎是半路上偶尔碰到他，有时，似乎是专在山坡上候着他。她总是陪伴他聊一会，走一会后，就静静地走开。她告诉他，她是他萸江中学的小学妹，虽然那时他不认识她——他只在那读了几个月书，且大多时间都没上课——可她和好多女同学一样，都崇拜他这个每次游行都站在最前列的学生领袖。
他们的交谈非常随意也非常融洽，仿佛并不存在地位身份的差异。有天傍晚，他们余兴未尽，便边说边往山下走。进陈家大院时，孙晓琼望着他的额头问：“陶区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若不是她提起，他早把在山上跌跤摔的口子忘掉了。他说，没事，已经结疤了。孙晓琼伸出手，情不自禁地在那疤痕上摸了一下。
温柔的抚摸使陶禄生心里动了一下，可是由于年轻男子固有的粗心，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爱情的抚触，即使是最幸运的人，一生中可能也就有那么寥寥的几次。接下来的几次散步没有见到孙晓琼，她去县里了。他忽然就感到了孤独，感到这是有缺憾的傍晚。直到孙晓琼回来，他才又感到了踏实。这天傍晚他看到她散步去了，以为她会在路上等他，但是等他到了小路上，却没了她的踪影。不过，他看到路边有个干涸的泥凼，有人用棍子在泥凼里写了许多他的名字，还画了一颗被一支箭穿透的心。孙晓琼这种学生气十足的表达倒也直截了当，陶禄生恍然大悟，顿时心如兔跳。
两天后的下午，陶禄生以讨论一份材料提纲为名，把孙晓琼叫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厢房里。孙晓琼像做了坏事被擒获的孩子，红着脸垂着头坐在他面前。他很喜欢她，他要对她含蓄的表达作出回答。他应当真诚地感谢并且接受她纯洁无瑕的爱。然而，斟酌再三之后，他说出了一番事先并未打算说的话：“小孙，今天找你来，是有些想法想跟你交换。你晓得，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斗争复杂，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在这种时候，不应当过多考虑个人感情。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影响了工作。我们穿草鞋、吃粗粮，生活还相当艰苦，与那种浪漫的东西格格不入……”
孙晓琼红红的脸慢慢就白了，细密的牙齿咬着下唇，眼里噙了泪水，不待他说完，就起身道：“陶区长，您不用多说，我懂！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怠慢工作的，您放心，我再也不允许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说完，转身快步走出门外。
陶禄生自己也傻了，他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也许是环境使其然，在这间屋子里，他没法忘记自己是个区长，才说了这些话。不过这些话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它们均出自肺腑，问题是他肺腑里还有一些话要说，那些话定会让孙晓琼破涕为笑。可是孙晓琼误会了他，不让他说完就走了。陶禄生惘然若失，心想下次有机会再向她解释清楚吧。
殊不知，机会往往只给你一次，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这天陶禄生从青龙山下来，孙晓琼来他办公室，声音怯怯地道：“陶区长，我有件私事，可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陶禄生忙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孙晓琼顿了顿，说：“今天你不在的时候，耿县长来检查工作，跟我讨论了政务院颁布的《婚姻法》。”
陶禄生噢了一声，望着孙晓琼：“耿县长他有这个兴趣？”
孙晓琼说：“他兴致还很高，说这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也是男人们追求幸福的保证，因为恋爱可以自由，婚姻也可以自主了。耿县长说他是包办婚姻，老婆比他大，又黑又丑，虽然儿女都有十几岁了，但他还是要自己的幸福。他说他要离婚，再跟自己的爱人结婚。他已经有了一个目标，说一结婚，就可以把她调到身边工作，亲自培养她。他问我，愿不愿意到县政府秘书科去工作？要我在三天内作决定，有了我的回答，他才回县里去。陶区长，你说我怎么办？”
陶禄生非常吃惊，脑子里一片混乱，仓促地道：“这事，只能由你自己做主。”
“我不晓得怎么办，你是我的领导，我请你帮我做主，我听你的。我也给你三天时间，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孙晓琼丢下难题走了，陶禄生陷入苦恼的漩涡之中。他实在没有勇气作出决择，和顶头上司抗衡，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可是让孙晓琼俯首听命也同样难以想象。两难之中的陶禄生无所适从，内火郁积，一夜之间竟起了满嘴水泡，苦不堪言。
第二天他穿起草鞋准备进山，企图避开耿永强的时候，耿永强却主动找他推心置腹来了。一开口，就问陶禄生：“听说，你是于亚男培养出来的？”他很清醒，利索地否认：“不，我是党培养出来的。”耿永强就表示赞赏，说这样就好，于亚男已被拘押审查，是省委直接办理的案子，没有瓜葛最好。他告诫陶禄生：“南方地下党情况复杂，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你应当多与北方来的同志接触，多向他们学习。”接着，耿永强回忆起他在胶东半岛的斗争事迹，有多少次死里逃生，又有多少次负伤流血。“现在好啦，革命取得了胜利，血总算没有白流！我们浴血奋战了那么多年，使人民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也该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考虑考虑啦！”耿县长感慨地拍拍膝盖，搂住陶禄生的肩膀，坦率地把他看上孙晓琼的事说了出来，问道：“小陶呵，你看：我既没有三宫六院，也不奢望三妻四妾，为革命流了那么多血，吃了那么多苦，找个年轻有文化的女子作爱人，这不过分吧？”
陶禄生硬着头皮低声应道：“不过分。”
“就是嘛！可小孙思想上还有点问题，我当然不会强迫她，婚姻自主嘛。其实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但职务比她高呵，我可以帮她进步，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嘛！听说，她比较听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照顾领导的生活，也是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嘛！”
耿永强注视着陶禄生，直到他点头应允，才拍拍他的肩离去。
陶禄生的应允自然是虚与委蛇，然而孙晓琼的命运还是由于他的一句话而注定下来。这天傍晚区政府摆了一桌酒为耿县长送行，陶禄生和孙晓琼都被拉上了席。酒过三巡，耿县长突然红着脸说：“小孙呵，三天已到，考虑得怎么样了？”
孙晓琼却直愣愣地盯着陶禄生；“这事我跟陶区长说过了，我听他的。”
陶禄生尴尬而慌乱：“这、这事怎么能我说了算呢，我看还是听、听党的吧！”
耿县长双手一拍：“好，那就听党的！老李，你是区委书记，在青龙镇你就代表党，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李世杰端起一盅酒笑眯眯地起身：“小孙，耿县长对你一见钟情，是好事加喜事呀！打起灯笼都找不到呢！我看，我们就提前喝了这杯喜酒吧！”
孙晓琼白着一张脸，瞥陶禄生一眼，默不作声。
耿永强就举起一盅酒伸到她面前：“小孙，党的话你都不听啊？你别看我是一县之长，其实和气得很，你是不是有点怕我？不怕就喝了这盅酒。”
孙晓琼猛地举起酒杯，酒洒出来一半，李世杰连忙鼓掌叫好。孙晓琼冲着一桌人说：“革命先烈上刑场都不怕，我还怕这盅酒？！”说罢仰头一口喝尽。从这一刻起，她再也没有看陶禄生一眼。
回到县城萸江，耿永强就向山东老家的小脚妻子和地方政府写信要求离婚，山东的回信还未到，他就急不可耐地与孙晓琼办了结婚证。婚礼之夜，蓄势已久的耿永强锐不可挡，娇嫩柔弱的孙晓琼则不堪一击，痛苦的呻吟令听壁脚的人面面相觑。